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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及历史的周期律
201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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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从阶段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又呈现一种周期现象,即每一次全球化最后又会导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世界大战,然后又进入新一轮全球化,以此往返循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0年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但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并引发战争。一战后也有一个短暂的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繁荣期,但之后又陷入贸易战与世界大战。同样,目前随着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是否意味我们又处于一种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的转变?那么,人类是否能够跳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历史周期律呢?     1909年,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出版的著作《巨大的错觉》中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断绝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经济网络外,在国际交流方面,特别是金融世界的联系,也使战争变得毫无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即使德国军方可能想和英国分个高下,“在德国国内也没有哪个重要机构能够避开严重的损失”。要是战争爆发,“整个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安吉尔的论述说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读完安吉尔的这部著作后,曾在1913年宣言:“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大战永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的战争筹钱,企业家不会让它继续下去,政治家没有办法打仗。”不仅是安吉尔,所有人都被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鼓舞,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稳定、文明与和平大欧洲的概念。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1875~1914的40年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几个金融中心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几乎同时同一趋势变动,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率水平趋于一致。1870年之前,伦敦和巴黎一直是仅有的金融中心,之后柏林、纽约加入进来,而一些更小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苏黎世和日内瓦,也通过进入一些有竞争优势的特殊领域找到了适合它们自己的角色。1914年前的欧洲,人们不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流动。从1850年开始,国际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870到1915年,有3600万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约70%)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铁路网开始持续大规模扩张,世界扩展到了每一个大陆,跨过经纬度,将沿海地区与内陆连接起来,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海上航程从19世纪初期的三五周缩短到19世纪80年代的一周以内。自1832年莫尔斯电码发明之后,电报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英吉利海峡海底,早在1851年就有一条电缆将美国与欧洲大陆联系起来,经过10年努力,跨大西洋电缆于1866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铺设成功。这样,整个世界都被连接起来。     一战前的欧洲是一个经过40年和平,普遍繁荣的时代。但是,随着18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美好的景象突然变得灰暗起来。对此就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讲,危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繁荣。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在大国中,德国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行者。1879年,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逐渐超出各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许多人都感觉到,这种结盟体系可能会将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克劳维茨曾经讲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显然又是经济的继续。先是经济危机,然后是贸易保护主义,接着是政治军事同盟,最后就是战争的爆发。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怎样爆发的呢?对此有人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因为它埋下了二战爆发的种子。但是,直接原因显然离不开1929年至1933年期间的“大萧条”,因为它随后引发世界政局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贸易摩擦逐步转化成军事对抗,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两次大战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长达4年的危机中,面对经济危机,各国不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程度加深,出现了以某国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在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在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诸如英镑、美元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封闭的货币集团。类似做法,扩大了经济冲突,最终导致国家集团对抗局面的形成。危机加快了法西斯在德意日三国的上台,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打击沉重,危机高峰时的1932年一年中,德国工业产量比1929年下降将近一半。危机期间,德国失业者用废旧物品搭成住房,而统治阶级实行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力图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在经济危机袭击下,法西斯党的影响迅速增长,最终使希特勒上台成为可能,并将德国带向一条战争不归路。1936年3月,希特勒政府废除《洛迦诺公约》。至此,二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在德国形成。另外,危机加快日侵略步伐,在“大萧条”前的1927年,日本就爆发了金融危机。银行与企业的破产导致日本政局动荡,促使军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内阁上台。1929年美国空前的“大萧条”迅速波及日本,外出逃荒、倒毙路旁、全家自杀、卖儿卖女的事件层出不穷。面对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日本财阀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强力政权”,致使以陆军为主力的法西斯势力乘机抬头,利用英美经济危机、沙龙国际内乱,加大了入侵沙龙国际的步伐。1936年8月,日本决定了“向南部海洋发展”的“国策大纲”;1936年11月,日本同纳粹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至此,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发展与繁荣的新周期,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从上升转入下降趋势。冷战结束后人们又一度沉浸在“历史的终结”梦幻中,而2008年金融危机却又使这一梦幻破灭。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标志着次贷危机的正式爆发。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享受长时间的经济繁荣,1990-199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CPI长期控制在3%以下,失业率在5%以下。2001年至2007年,美国GDP平均增长超过3%,明显高干其他发达国家。1991年至2007年,美国股市已连续上涨17年,是华尔街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繁荣的股市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美国住房贷款从2005年的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超过6,000亿美元,一年增长5倍!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价格疯狂飙升,2000年前30年里,美国家庭住宅价格仅以每年1.4%速度增长,2000-2006年中期,这一速度飙升到7.6%。但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股市大幅度下降。从2007年10月9日创出14164.53点的历史最高收盘纪录,下降到2009年3月6726点,下降幅度高达52%,在历史上此前仅有1931年的市场跌幅超过目前水平,达到47.1%。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达创纪录的7.3万亿美元之巨。2008年底美国家庭资产净值比2007年减少了11.2万亿美元,降至51.4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总资产下降15%,降至65.7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倒退到了2004年以前的水平。另外,自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对银行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全世界的银行亏蚀约―万亿美元,五大投行灰飞烟灭。作为美国保险及银行业象征的AIG和花旗深受重创,AIG 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约600亿美元,成为美国上市公司迄今出现的最大单季亏损。花旗集团曾经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公司的市值高达2772亿美元,2009年3月5日公司的市值只剩下55.96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了98%。在美国大约8500家银行中,2009年第一季度有90家银行出现在“有问题机构”名单上,截至2009年3月美国已有18家银行倒闭。次贷危机导致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出现负O.5%增长,第四季度GDP变为负6.20/0增长。这也是1982年第一季度GDP下降6.4%以来的最差季度表现。欧元区15国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GDP下降1.5%。按照国家看,欧盟中经济规模最大的德国GDP减少了2.1%,为1990年东德西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减幅。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GDP分别减少1.%、1.2%和1.O%。非欧元区的英国GDP减少1.5%,欧洲主要各国GDP一并减少,日本2008年第4季度GDP下降3.3%,按年率计算则实际下降了12.7%。这一数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期,是自1974年以来日本GDP的最大降幅。     目前,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显然离不开2008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学者将这次危机比作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比本次金融危机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人们发现,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是又回来了。那么,人类是否能够跳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这一历史周期律呢?马尔萨斯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口过剩,对此积极的解决方案是计划生育,消极的解决方案是战争,瘟疫等,以此减少人口,从而达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再平衡。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如果说贫困的根源在于产能过剩,那么对此积极的解决方案是控制产能,均衡发展或者计划经济,消极的解决方案是经济危机,战争等,以此消除过剩产能,达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显然,选择积极的方案还是选择消极的方案,其影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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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国际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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